尽管叶群与子女间的情感并不融洽，儿子林立果平日里对她总是以“主任”相称，显得冷漠而缺乏母女间的温情，女儿林豆豆甚至曾对亲生身份产生怀疑，不惜到医院查阅自己的出生档案。然而，叶群与林彪的感情却颇为深厚。在叶群的生日之际，林彪曾亲自题写“发不同青心同热，生不同衾死同穴”的诗句以示祝福，叶群亦毫不吝啬地以“教诲恩情永不忘，他年定随到黄泉”回应，夫妻间的情深意浓可见一斑。然而，不幸的是，一语成谶，他们最终真的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一同遭遇了不幸。

叶群，原名叶宜敬，其根脉源自福建闽侯县，于1915年降临于京城北京，比林彪年长十载。1934年9月，她以卓越的才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女子班级。

叶群在青年时期活跃异常。她不仅投身于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还加入了抗日民族先锋队。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叶群南迁至南京。凭借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她成功考入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担任播音员。然而，她并未止步于此，紧接着便加入了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此后，她又历经辗转，最终在南昌新四军驻地的推荐下，抵达了延安。

“叶群将林彪同志的信示人，实属不妥。恋爱之事，若不同意，便罢了，何必公之于众？你们相熟，能否劝她今后不要再如此行事？”薛明将贺龙的话转告叶群，却引得叶群怒火中烧，两人几乎为此争执起来。

叶群听闻林彪在故乡有一名童养媳名为“汪静宜”的消息后，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原先的“叶静宜”之名，转而以“叶群”自称。她向林彪表达，她只能是他独一无二的人。这亦表明，叶群在实际上早已接受了林彪，而她所谓的“端着架子”，实则是一种欲擒故纵的策略，旨在提升自己的身价。

1942年9月，林彪与叶群喜结连理不久，便即刻奔赴重庆，投身于与国民党的谈判之中。而叶群则留守延安，投身于整风运动。在干部审查阶段，叶群因“曾任职于国民党电台担任广播员，与国民党教官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中关系微妙，且参加过‘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讲演竞赛，并向国民党CC系壁报投稿”等往事，一时之间处境颇为艰难，备受煎熬。贺龙的夫人薛明回忆称，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贺龙同志前往部队巡视，而林彪则前往重庆参与国共谈判。我曾与叶群谈及南京往事。她坦诚在南京曾发表过演讲，其内容为——三民主义她曾言，“蒋介石，乃我等唯一之领袖。”然而，当我指示她需向组织作出解释时，她却突然撒娇耍赖，泪流满面，在地上翻滚不止，诬指我在林彪不在时意图加害于她。我感到事情愈发棘手，遂将她带到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王鹤寿的面前。林彪返回延安后，亦偏袒其妻，甚至指着贺龙的鼻尖斥责，“我奋战前线，而你却在后方破坏我的家庭！”

延安时期的审干工作尤为严苛，与叶群有着相似命运的，人数之多可达数百上千。她所涉及的那些事情，其实并不算重大问题，仅是年轻人在缺乏世事经验时犯下的一个错误罢了。然而，林彪和叶群却将此视为薛明对叶群的“整治”，心中始终怀有怨恨。这一积怨，后来在“文革”期间，竟成为了他们利用手中权力对贺龙夫妇进行打压的重要原因之一。

贺龙，作为一方军的重要代表，麾下英才众多。叶群因琐事与林彪结下梁子，虽使贺龙遭受不公之害，却也为自己与林彪埋下了深重的隐患，积累了众多敌对势力。此类行径，作为内助，实乃叶群所不应为之。

在家庭生活中，叶群并非省油的灯，她时常引发争执，挑起事端。

1950年，高岗的妻子李立群携带着林彪与前妻张梅所生的女儿林晓霖，自沈阳抵达北京，专程探望林彪。林晓霖，1942年诞生于苏联，自幼便在苏联的幼儿园和小学就读，因而仅通俄语，对汉语一无所知，与母亲交流亦仅以俄语进行。回到沈阳后，她依旧就读于一所由苏联人创办、采用俄语教学的学校。李立群带她去见林彪时，林彪将她抱于膝上，与之交谈。尽管林彪曾在苏联养伤，但俄语对他而言仍旧是陌生的语言。因此，父女间的对话只得一方用汉语，另一方用俄语，叶群则在其中充当翻译的角色。交谈结束后，林晓霖虽觉林彪和李立群的表情略显异常，却并未深思。

返抵沈阳后，李立群向张梅透露，晓霖在与她父亲交谈时态度粗鲁，竟然诋毁林彪，称其“不配为将军”，更是出言不逊，以“狗”字相称。张梅听闻此事后，怒火中烧，随即对女儿进行了严厉的斥责。然而，林晓霖并未说过这等言语，她因此感到极度委屈，痛哭不止。事后，晓霖得知这一切的真相，原来是叶群趁在座众人皆不懂俄语之际，暗中操纵翻译，企图挑拨她和林彪的父女关系！而林彪则认为，孩子无知无识，如此无礼之语必定是大人所教唆，因此对张梅心生厌恶。

自此，林晓霖赴京深造，却屡次遭遇叶群偷窥她的日记本、擅自拆阅她的私信，导致两人关系愈发紧张。她甚至曾将叶群比作王熙凤。

叶群的性格特点，她的亲生女儿林立衡也深受其害。

首先，为豆豆挑选伴侣时，应优先考虑那些握有枪杆的人，而非笔杆子；其次，在考量条件时，德、才、体、貌应依次排列，切勿过分强调外貌；最后，关于人选的最终决定权，应归属于豆豆本人。秘书将林彪的旨意转达给叶群后，她怒火中烧，却又不敢对林彪发泄，于是转而向林立衡发泄怒气。

“豆豆外出执行任务了”。林彪恐怕至死都不曾知晓，自己的女儿曾经试图结束生命。

1953年，高岗、饶漱石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指示林彪：“你应当做好来中央工作的准备。在赴中央任职之前，务必深入了解全局，熟悉中央的工作状况和人事布局，尤其是要潜心研读十几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我认为你的思想相当深邃，然而，仅此尚不足够。作为肩负重任的高级干部，知识面应当更为广泛，必须博学多才，仅有广度而缺乏深度是不够的。”林彪听闻此言，心中既感欣喜又充满忧虑。欣喜的是，毛泽东曾为了支持彭德怀，赐予他“转业费”，令其得以居家休养，而如今，他终于迎来了重返政治舞台的契机。忧虑的是，随着权力的增大，觊觎者亦随之增多，若稍有不慎，后果将不堪设想。

“切勿轻易登虎背。”通过添加“轻易”二字，可见其虽言“勿骑”，心中却仍存跃跃欲试之意。此外，林彪还以《三国演义》颂扬刘备身处曹营之境，以“巧妙借闻雷声以掩人耳目，随机应变，信手拈来，宛如神助”来自况。

“何谓现代伟大人物？即一号利益的代表者（应声虫）。”“主席是广大群众的化身，他一人胜过亿万人，因此与他建立良好关系，便等同于赢得了群众的支持，这是最宝贵的选票。”他们强调要“把握一号的活思想”，并将毛泽东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理念改编为“从他那里来（接受任务），到他那里去（汇报工作）”……这些做法，叶群将其归类为对毛泽东的“迎合之道”。

如何实现这些目标？林彪与叶群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将大拥大顺视为根本法则，效仿恩格斯与马克思、斯大林与列宁、蒋介石与孙中山的关系。随波逐流，正是领悟此中奥妙的关键。需步步为营，争取一人之心，即可得天下。”即便明知毛泽东的观点有所偏差，亦应“不重真理而注重迎合。”即便决议不尽人意，亦应表示赞同——此乃首要之务，否则便成了迁腐之徒……总而言之，“不撒谎则大事难成。”

1965年11月30日，叶群携带林彪致毛泽东的一封信，以及她近一年间搜集的十份相关材料，抵达杭州，向毛泽东揭发罗瑞卿的所谓问题。经过数小时细致的汇报，毛泽东最终采纳了林彪与叶群的观点，同意对罗瑞卿进行批判。

罗的个人主义已膨胀至野心家的境界，除非林将国防部长的职位拱手相让。一旦他执掌国防部，必将索求更高级别的职位，这仿佛是无尽的深渊。

……

1964年，罗某便逼迫林某退位。国庆节过后，罗某与林某相见，他大声说道：“病患，不应干扰，理当退位让贤。”转身离去时，他又高声呼喊：“切勿阻碍去路。”林某气得险些晕厥。我家中有人路经走廊，恰好听到了罗某的这些话语。事后，林某对我说：“我本意是愿意退位，但国防部长一职，乃主席与中央所封，即便我退位，也应让位于真正有德有才之人，罗某显然并不符合这一条件。”

刘亚楼曾对我说：“自六三年起，我多次想要与你探讨数项意见，这均是根据罗先生的指示所安排。”

四点意见是：

一、人终将告别政治舞台，这一过程非个人意志所能左右。在我看来，林彪同志亦将步出政治舞台。

任务繁重，护好林身。

三、勿再插手军队事务。

四、将罗总长的工作放手交予他，对他深信不疑，所有事务均委托其全权负责。

我对刘言道：“如今，每个人都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林荣誉显赫，已无意再涉足其中。这是中央的决策，非我们所能置喙的议题。”刘回应道：“你怎如此迟钝？若是你能促成此事，让林步入政治舞台，即便军队之事由罗干负责，总长也绝不会对你薄待。”我答道：“这对我而言，无疑是极大的侮辱。”返程途中，孩子们纷纷议论：“刘言之有误，而你答得恰到好处。爸爸并无野心。”归家后，林语重心长地说：“你答得是对的，今后切勿再提及此事，这是违背原则之举。”

2月19日，刘与林重逢，刘再次提及“四条”，强调要团结罗，并对其表示尊重。林回应道：“已经足够放手了。”他指出罗缺乏人脉，政治立场不坚定，对自己有所限制，对罗的评价应持辩证态度。林不经意间提及罗曾看人不准，六二年时曾推荐陈××担任总长。刘听闻此言，惊呼道：“哎呀，原来总长并非我！我上当受骗了，被人愚弄了！我是个贫农的儿子！”

叶群此举，实为对罗瑞卿进行两面派策略的指责，她一方面向刘亚楼作出承诺，以担任总参谋长为诱饵，要求他向叶群传达“四条”，另一方面却又提名陈××为总参谋长。正因如此，刘亚楼才在感到受骗和被愚弄后，发出了激愤的言辞。

纵然叶群所述生动逼真，然而刘亚楼已逝，所谓“四条”是否确实出自其口，无从查证。罗瑞卿在林彪寓所提及的“让贤”之言，亦无其他证据佐证。因此，在叶群的“揭露”之后，与会者对于信与不信皆感困惑。刘少奇曾言：“此事死无对证。”随后，为证明自身所言非虚，叶群竟指使吴法宪对刘亚楼的遗孀翟云英施以欺骗与胁迫，强行拼凑出一则所谓的“翟云英曾听闻”的“证词”。

提及罗瑞卿曾推荐陈××出任总长一事，或许并非毫无根据。罗瑞卿的推荐与否，以及推荐人选，在相关人士中难以保守秘密，毛泽东对此应有所了解。尽管毛泽东未曾对此事明确表态，但从中可以推断出一些情况。首先，为何毛泽东会同意对罗瑞卿进行惩处？叶群的诬告只是其中之一，若非存在一些看似可信的事实，毛泽东不可能轻易相信。此外，罗瑞卿夫人郝志平回忆，罗瑞卿获释后未急于回家或拜访那些“解放”他的人，而是直接前往天安门城楼下向毛泽东像敬礼。这时的罗瑞卿内心或许既敬仰毛泽东，又对自己的错误感到愧疚。在上海会议期间，周恩来和邓小平与罗瑞卿谈话时仅传达了“四条”，并未提及陈××任总参谋长之事。罗瑞卿在“九一三”事件前后的材料中也未曾提及此事。以上种种迹象表明，罗瑞卿确实可能有过此举。

受林彪的煽动，部分干部于1966年1月在全军政工会议上呼吁持续对罗瑞卿进行批判。在毛泽东的批准下，中央军委自3月4日起，于京西宾馆举办了一场42人参与的“面对面”批判罗瑞卿的紧凑会议。会前，林彪便对此次会议提出了明确指示：“务必深入揭露，务必彻底批判，其他事项暂且搁置，务必全力以赴确保会议圆满成功，以清除党内潜在的危险分子，消除军内、党内的巨大隐患。”

自“文革”爆发以来，林彪及其同伙已积累了一定的权力基础，然而他们贪得无厌，总觉权力不足，进而觊觎党和国家更为庞大、更为关键的权力。众所周知，党中央的核心职责在于掌舵引航，工作重点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而在和平年代，国家的核心任务则是经济建设。因此，实际掌握的权力，即实权，主要集中于政务系统。在党的“九大”召开之后，国家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组建新的国家机构。因此，围绕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各政治派别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尽管林彪当时的地位显赫，但其权力并未显著增加，话语权依旧主要局限于军队。因此，若要进一步扩大权力，林彪就必须涉足国家事务。然而，毛泽东深知，军队不过是“压舱石”，虽能打开局面，但国家治理还需依靠“文官”。因此，他有意扶持在“文革”中崭露头角的“新生力量”，在与林彪的多次谈话中，都强调了培养和重用年轻人的重要性，甚至点名要求林彪协助“小张”（指张春桥）。这自然引发了林彪一伙的强烈不满，他们意识到，若无法掌握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先前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然而，在事关重大原则的问题上，毛泽东决不妥协，因此，双方矛盾日益激化。这就是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围绕是否设立国家主席问题引发的巨大风波。

鉴于张春桥成为林彪一派眼中的“拦路石”，林彪与叶群便将攻击的锋芒直指张春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受到林彪、叶群的煽动，“军人们”公然喊出要“打倒那个戴眼镜的人”。然而，毛泽东洞察秋毫，果断采取行动，紧急刹车，将甘愿充当林彪“急先锋”的陈伯达绳之以法，从而一举改变了会议的走向。

此后，林彪集团遭受重创，彻底丧失了大规模掌控国家权力的机会。

在这场风波的触发上，林彪无疑肩负着重要的责任。

“我们从叶群那里得知，在会议前常委们休息时，毛泽东明确表示由他主持大会，并指示周恩来宣布议程，康生负责修改宪法的报告。随后，他又询问林彪是否需要发言。”

林彪说：

“此事有必要加以论述，提出批评，但请避免直指具体个人。毛主席随即便询问林彪对此有何打算，林彪回应道：‘我打算提出两点看法，首先是关于宪法修正案的讨论，我认为这是值得肯定的。其次是关于天才问题的探讨。’”

这一消息是由叶群透露给黄、吴、邱、李的。鉴于叶群历来有撒谎的习惯，其信息的真实性究竟几何，恐怕只有天知道。然而，无论如何，叶群的目的已然实现，那几位“大将”已得知：一是林彪意图“倒张”，二是毛泽东虽知他们有此计划，却并未表示反对。显而易见，这是叶群在鼓动他们勇敢地“冲锋”。

但是，毛泽东后来曾公开指出：“林彪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到全会临开幕前一刻，林彪突然向几个常委提出‘要讲点意见’。至于他要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都不清楚。”这就把林彪、叶群互相配合搞阴谋的问题揭穿了。

本来，毛泽东确实是默认了“三个副词”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会议公报明确写着：“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是经过毛泽东审阅的。那为什么，后来毛泽东又不同意“三个副词”的提法了呢？

毛泽东在1971年南巡期间阐述道：“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时，我们提出了三个副词，那时正值战乱频仍，那些词是必要的。然而九大之后，情况已变，我们需团结一致，争取更大的成就。现在应适当调整，避免过度宣传，毕竟挂像受尽风吹雨打，令人同情。至于‘伟大’一词，我有四个，而你们却只有一个。所谓‘伟大导师’，不过是称谓上的区别，实际上导师不过是位教师，但导师显然比教师更有见识。九大党章中提到的那三个副词，我已经划掉了。九大党章已经确立，为何不翻开阅读一番？”在面对这一问题，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对话中亦曾提及，“过去的确需要一定的个人崇拜，然而现今这种崇拜已经过度，应当适当降温”。显而易见，毛泽东并不赞同“个人崇拜”的现象。然而，他在特定时期内对此保持默许，实乃出于斗争形势的考量。

然而，林彪对此持有不同见解。“三个副词”系林彪所“首创”，若谓其“错误”，岂不有损林彪的颜面？

若轻易言弃，“副统帅”的地位将何谈权威？权威一旦丧失，部下又如何能心甘情愿地追随？特别是自党的“九大”以来，中央委员会吸纳了许多来自基层的干部和普通民众，他们对毛泽东怀有深厚的感情，却对中央的内部事务缺乏了解，因此在情感上自然地对那些反对“三个副词”的人抱有敌意，这也为“倒张”运动提供了坚实的民意基础。鉴于此，林彪不惜一切代价，以捍卫“三个副词”为名，力主设立国家主席，意图一石二鸟，既巩固自己举足轻重的权威地位，同时打击张春桥。

为落实林彪的旨意，叶群动用了其擅长的手段——“谎言”。叶群擅长撒谎，这一习性在“圈内”已是众所周知，而林彪在后来亦有所察觉。

“言必信，行必果”的古训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叶群的见解。在此次事件中，叶群为了推动“倒张”运动，不仅曾散布“毛泽东支持批评张春桥”的虚假信息，以煽动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对张春桥发起攻势，更在另一场合单独对陈伯达编造了谎言。

在返程途中，叶群在陈伯达面前对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指出，林彪的发言虽事先向毛泽东汇报，却未提及与政治局常委商讨的内容。她深知，若陈伯达保持沉默，便是在吴、李、邱三人面前为叶群作证。三人因陈伯达在场，对其言辞愈发坚信。林彪向毛泽东请求发言时，并非正式常委会，陈伯达恰巧缺席，又因在“中央文革”中常受排挤，对许多事并不了解。尽管他首次听闻毛泽东同意林彪就“批张”议题发言，却未提出疑问，唯恐被指责为无用。然而，这是一件重大事件，陈伯达不敢大意，遂直接询问林彪。林彪以模棱两可的回答回应，既可解释为毛泽东仅知林彪将发言，不知具体内容，也可理解为毛泽东知晓其发言内容。陈伯达回忆称，根据当时语境，他自然理解为后者，进而认为毛泽东支持“批张”。因此，他积极行动，意图将张春桥丑化。然而，酿成大错后，他才意识到林彪的发言内容并未获得毛泽东的批准，自己上了当。

值得注意的是，叶群散布谣言的时候都避开了汪东兴。理由很简单，汪是毛泽东身边的人。叶群如果对汪散布谣言，极有可能穿帮。汪东兴积极参加围攻张春桥，一是因为他对江青、张春桥本身不满，二是因为长期以来，林彪等政治力量从来没有放松过在毛泽东身边寻找“代言人”和“眼线”的努力。江青经常将毛泽东身边的某些人称之为“特务”，指的就是怀疑有些人向外人提供了毛泽东的某些情况。事实上，虽然不知汪东兴本人是何态度，但林彪、叶群在汪东兴身上下过不少功夫倒是不假。以致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指着汪东兴的鼻子骂：“要想傍大树，现在就走”。所以，对于汪东兴在会议上参战，对林彪夫妇来说，更多是意外的收获。

叶群未曾料想，她费尽心机在庐山挑起争端，却终将火焰引向了自己与同侪。

自九届二中全会遭受打击后，林彪重拾了担任国防部长前的隐居生活。该年冬季，他依旧选择了苏州作为避寒之地。1971年3月回到北京后，他迅速搬迁至北戴河。尽管北戴河以夏季凉爽著称，冬季却远比京城寒冷。他提前前往北戴河的原因，显然与其心境密切相关。

4月19日，林彪抵京。

在京期间，林彪仅公开露面两次。一次是五一劳动节晚间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毛泽东、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一起看放烟花。另一次是6月3日，和周恩来一起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陪同毛泽东接见由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两次，林彪见到毛泽东都形同陌路，而且都在活动中不辞而别。据一些在场的工作人员回忆，连他们都看出来，林彪见到毛泽东后的神态极不正常，仿佛有很大意见似的。6月15日，林彪全家又到北戴河。此后，他和毛泽东就再也没有见面。

林彪隐退幕后，而他的儿子林立果却异常活跃。在空军内部，他秘密组建了一个忠于林彪及自身的组织——“小舰队”。1971年3月下旬，在林立果的亲自领导下，“小舰队”草拟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并计划发动一场武装政变。

“此次庐山事件，是有预谋、有组织、有纲领的袭击。”他强调，“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人，还有其他“黑手”。此外，他将与林彪的斗争比作第十次路线斗争，并认为错误路线的头目即便改正，也难以彻底。

原本，毛泽东屡次叮嘱，切莫将他的谈话内容擅自外传。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在陪同外宾参观武汉期间，海军司令员李作鹏竟从武汉军区政委李丰那里获悉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

林彪知道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后，十分惊慌。终于在叶群的督促下，给林立果的手下了发动政变的手令，同意林立果和他的“小舰队”谋害毛泽东；如果不成，则南下广州；再不成，则逃向苏联。

正当林立果及其小舰队成员们就诸多细节问题争执不下之际，9月12日，毛泽东出乎众人意料地提前返回了北京。

毛泽东的突然返京，瞬间打乱了林立果精心策划的所有计划。面对这一突变，江腾蛟、鲁珉、关光烈、王飞等“小舰队”的核心成员纷纷退缩，心生退意。无奈之下，林立果只能于9月12日乘坐256号三叉戟飞机前往北戴河。林立衡则通过八三四一部队在北戴河设立的警卫部队，向中央汇报了林立果等人异常的状况，以及她所断断续续了解到的林彪、叶群的相关信息。

关键时刻，叶群又失算。

“如有必要，我可以前往北戴河探望林彪同志。”

搁下电话，叶群心中总觉周恩来的一通来电透着几分诡异，既似含蓄其辞，又似有所指。随着思索愈发深入，她将周恩来来电的细节告知了林彪。面对叶群的陈述，向来行事谨慎的林彪也感到了惊慌失措。他深知，若其子“小舰队”中的任何一人选择投案自首，他的命运将无可挽回。在如此紧急关头，林彪匆忙做出决定，即刻启程前往苏联。

正因为行前匆忙，林彪、叶群等人才是在副驾驶员、领航员及报务员均未登机的情况下，强行启动了北行的航班，终至在温都尔汗遭遇败绩。

就这样，叶群向周恩来不经意间撒的一个谎，却要了她和林彪、林立果的命。